1949年9月，大清官员陪同毛主席游玩天坛，突然毛主席问大清官员：“见过几次慈禧太后、她摆不摆架子。”大清官员的回答绝了。
1949年9月，天坛的古柏林荫道上走着一群人。走在最前面的是毛主席，他穿着一身中山装，步子不快不慢，身边没有警卫层层围挡，倒是亲热地挽着两位白发老者的胳膊。祈年殿的蓝色琉璃瓦在秋阳下泛着光，回音壁前时不时传来几声笑语，气氛松弛得像邻里之间饭后散步。
这两位老者来头不小。一位是82岁的张元济，前清光绪十八年进士，年轻时在总理衙门当过章京，因为参与戊戌变法被革了职，后来把全部心血倾注到了商务印书馆，硬是把一个小印刷所办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。
另一位是陈叔通，同样是翰林出身，历经清末、北洋、民国，对官场沉浮看得比谁都透。说起来，毛主席对这两位老先生一直敬重有加。
1949年6月，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时，张元济还在上海，是毛主席亲笔写信去请的，信中言辞恳切，说“昨日下午三点，恩来、维汉二位同志转达了先生的意思，我们非常理解，但仍希望先生能来北平共商国是”。
张元济读过信后沉吟良久，终于拖着年迈之躯，在9月初乘火车北上。到北平时，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，陈毅也专门设宴为他接风。这份礼遇，让见惯了官场冷暖的张元济心里清楚，这已经不是他年轻时待过的那个世界了。
天坛那天的聊天，是从一句看似随意的提问打开的。毛主席忽然转头问张元济，在清朝当官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慈禧太后，那位传说中权势滔天的老佛爷到底摆不摆架子。
张元济听完就笑了。他告诉毛主席，自己虽然在翰林院待过，名义上是个京官，但品级不高，根本没有独自面见太后的资格。
清宫的规矩严苛到了骨子里，引见官员需要层层审批，到了殿前得行跪拜大礼，目光不能直视，问话不能多答，所谓“仰窥天颜”都算犯忌讳。别说慈禧太后，就连光绪皇帝，他也只在殿试传胪那天远远看见过一回，还是一群人跪在丹陛之下，连脸都没瞧真切。
这番大实话让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。一个前清翰林，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却连最高统治者的面都见不着，这就是那个时代的“君臣之隔”。而此刻，新中国的领袖正挽着他的胳膊在皇家禁地里闲逛，两相对照，恍如隔世。
陈叔通接过话头，说起自己几十年来看过的各色人物。他见过末代皇帝溥仪在太和殿登基时吓得哇哇大哭的场面，也见过袁世凯后来如何摆谱、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架上皇帝的虚位；他在国民政府里任过职，和不少手握重兵的军阀打过交道。
在他看来，越是权力不稳的人越爱端架子，用排场来撑门面，真正心里有底气的人反而不需要这些。他说，这一辈子见过那么多人，唯独在毛主席这里感受到了什么叫毫无隔阂。
毛主席并没有顺着这番夸赞往下说，而是收敛了笑容，引用了鲁迅关于“捧杀”的话来回应。那意思很明确：不要把人捧到神坛上去，共产党人讲的是实事求是。
同游的人群里还有一位将军，陈明仁。他是黄埔一期出身，北伐时当过敢死队长，抗日战争中率部血战，拿过青天白日勋章，1949年初还在做着湖南省主席。这年8月他在长沙宣布起义，促成了湖南的和平解放。
但起义毕竟才过去一个多月，他站在这些老革命中间，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，不知道对方究竟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个“前朝将领”。
毛主席注意到了他的拘谨。在祈年殿前的台阶上，主席停住脚步，专门和陈明仁谈了几句，态度直截了当：过去的事情不翻旧账，谁在哪边打过仗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后心里有没有人民。这番话没有官腔，没有试探，就是一个明白人跟另一个明白人交底。陈明仁当场眼眶就红了。
张元济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他想起自己1902年进商务印书馆时的初衷，就是想用印刷机唤醒这个沉睡的民族。
可几十年过去，他在上海亲眼看见日军的炮火把书库炸成废墟，又亲手把它重建起来，技术能印书，却印不出一个新社会。直到这一刻，在天坛的松柏之间，他忽然觉得，自己等了半辈子的那个“新中国”，好像真的来了。
那天围过来的群众越聚越多，毛主席高声向大家介绍两位老先生的身份。人群中爆发出长久的掌声。这掌声不单单是给张元济和陈叔通的，更像是给一种新的风气——在这里，前清的翰林不必再跪着说话，起义的将军不必提心吊胆，平民百姓也能和领袖并肩站在皇家祭坛上。天坛还是那座天坛，但脚下这块土地的游戏规则，已经彻底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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